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洗牌中不成为牺牲品，唯一的路径就是痛下决心走创新之路，建设真正的创新国家。而要真正成为创新强国，除了在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金融等制度环境方面构建一个真正激励创新的框架体系。技术的突破很重要，技术如同鸡蛋，石头孵不出小鸡，但鸡蛋要是没有适宜的环境，也会变成臭蛋。建设创新型国家，既是一个技术变迁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笔者一直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已经积累了非常好的创新的元素和土壤，“微创新”无处不在，愿意创业的年轻人更是远远多于10多年前，实现技术的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而关键是，我们能否为创新提供一种真正的激励和推动的金融制度框架。
英国爆发工业革命，这是一个制度变迁而非技术变迁的过程。比如最早限制王权的《大宪章》(1215年)，最早的专利制度(1624年的《垄断法规》)都首先在英国，资本市场也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694年在英国成立，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1773年在英国成立，这些才是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现在，全球又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很多人以为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以及一些新兴的产业能把中国变成创新经济体，大错特错。
对于创新的关键要素，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畅销书《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一书中认为，1820年以来，人类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关键的因素是技术创新的大爆发。他将发明创新的前提归结为四个因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在伯恩斯坦看来，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精读全书，笔者深深地为其雄辩的逻辑说服。很显然，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动力，而科学理性主义是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类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场;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今天的国人更是认识深刻至灵魂和骨髓，至于交通和通讯领域的突破和变革，更是成为时下正在热议的“共享经济”的核心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