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十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世人瞩目，中国制造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正如其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制造目前也面临着比较优势减弱、生产过剩和转型升级乏力等困境以及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全新挑战。
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一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我们的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预计每年将增长15%-20%，这将超过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以中美两国做对比，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
如果说，成本差距还只是中长期因素影响，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
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推动了新一轮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作为北美后花园的“墨西哥”正在通过北美自贸区和自身的后发优势成为美国新的产业基地。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3%还低。且整体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比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同时也表现出追赶国家的一些特点。从已经出现的行业峰值时点看，与国际经验吻合度较高。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带来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提出了诸多挑战。
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价值链革命。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现在，美欧等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冲击，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竞技中，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必须加快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发展目标。制造业由大到强，不仅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如何优化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在提高消费比重、加大服务业占比的同时，如何做强我国的制造业，而不是削弱制造业，这是个原则性、方向性问题。